“让我越思考越产生敬畏的，只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这句名言不仅闪烁着理性与道德的光芒专业配资杠杆炒股，也成为现代西方反思自身价值观的重要基石。尽管康德终生未曾离开家乡柯尼斯堡，但他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德国战后的重建、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欧盟这一超国家治理实验的诞生。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概念，试图在尊重人权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上重塑国家认同，被认为是康德思想在现代德国的延续与应用。
2024年，全球各地纪念康德诞辰300周年。然而与此同时，在多年的稳定繁荣之后，德国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时代转折”。经济增长放缓，政治极化加剧，欧盟一体化受挫，甚至连德国长期依赖的跨大西洋联盟也变得不再稳固。因三党联合政府垮台，2025年2月德国提前举行大选，暴露了这一系列矛盾，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德国在康德式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
不再灿烂的德意志星空
德国战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主导的北约为德国提供安全保障，中国是德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俄罗斯则长期供应廉价能源。然而，近年来这一体系遭遇剧烈冲击。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使德国能源供应陷入困境。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后，德国被迫转向成本更高的能源替代方案，而绿党推动的环保政策则使情况更加复杂，最终导致国内电价飙升，影响工业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崛起进一步挤压了德国制造的市场份额。在智能制造、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不仅在本土市场占据优势，也逐步进入欧洲市场，对德国核心产业构成直接挑战。
自2021年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红绿灯”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德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2022年、2023年GDP均出现负增长，制造业面临挑战，失业率上升，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基础设施老化，而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竞争力不足。能源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全面退出核电、逐步淘汰煤电，使电力价格飙升，工业成本大幅上升，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德国曾引以为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正在遭遇深层次的困境。
此次提前大选的结果表明，德国的政治版图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流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而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大幅提升。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得票率达到20.8%，几乎比2021年翻倍，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二大党，极左党派左翼党的得票率也提升到了8%。虽然主流政党仍能通过联合执政，但执政难度显著增加，极端势力或已形成“否决少数”，使德国政坛陷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战略转向使德国的安全环境越发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对北约态度冷淡，甚至扬言减少对欧洲的防务支持，同时与欧洲极右翼政党保持密切互动，这加剧了德国与美国之间的不信任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立场发生显著变化，公开质疑北约的价值；在白宫媒体见面会上，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军援问题发生激烈争执，进一步动摇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德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必须在维护欧洲团结、推进自主防务以及保持经济竞争力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颤动的政治道德律
在选举前，德国当选总理默茨曾在联邦议院提出限制移民法案，该法案获得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这一举动被其他政党视为与选择党的事实性合作，导致社会各界强烈不安和抗议。默茨为此辩解，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合作的可能性。然而，选择党近年来席位的迅速增加，为德国政治生态注入新的不确定性，德国政治传统中的“防火墙”机制（孤立极端政党）面临结构性挑战。
德国宪法保卫局已将选择党的部分组织列为“极端倾向”团体，主流政党也普遍拒绝与其合作，但德国社会现实的困境——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福利紧张、移民政策受挫——正是该党势力扩大的根本原因。本次大选中，在这些问题上，德国传统的政治道德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
在经济问题上，德国曾经引以为豪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于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强调社会责任，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然而，目前德国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官僚主义和高福利陷阱。要振兴经济，需要进行更加自由化的改革。
在移民问题上，德国在接纳了约300万难民后，已感到不堪重负，这也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影响。默克尔时期开始的欢迎难民政策引发巨大争议，德国是否应继续承担国际责任，实践宪法中对人权的保护和承诺，成为亟待讨论的问题。
在环保问题上，关闭核电和煤电导致电价大幅飙升，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在关注生态的同时，是否需要在经济和环保理念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德国一直依靠北约，自己仅维持有限的军力，以体现和平主义立场。如果未来无法再依靠美国，必须扩军备战，这是否意味着德国会彻底抛弃战后以和平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如果德国加速军事化，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政策的有限右转？
与一些政治极化严重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相比，德国长期以来依靠多党制和协商政治形成的稳定共识，仍为其政治体系提供了一定缓冲。选择党的影响力仍集中在特定议题的防御性制衡层面，尚未突破德国政治体系的根本运行逻辑。目前新政府的组阁正在进行中，处在政治光谱中右的联盟党与中左的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希望比较大，这也是过去最常见的政党组合（黑红联盟）。
在组阁谈判中，默茨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试图恢复德国经济竞争力并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他计划通过减税、减少监管以及严格控制非法移民来刺激经济增长，并设定2%的GDP增长目标。与此同时，他希望推动修改宪法，放宽德国严格的债务上限，并计划增加5000亿欧元财政赤字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设立1000亿欧元国防基金，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他声称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国防力量。2027年前把军费提高至GDP的3%，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加强与法国、英国的军事合作，甚至可能建立新的“欧洲核保护伞”。
这些政策调整显示出德国在现实政治中的转向——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更自由市场的策略，在安全政策上则逐步向欧洲防务自主倾斜。德国的政策今后走向可能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政府能否在市场自由化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平衡？极端政党是否会继续扩大影响，冲击主流政治格局？欧盟内部能否团结一致推进欧洲防务自主？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观察。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德国的新政府需要在经济与社会改革方面采取果断行动。经济改革若能促进创新和投资，或许能重振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使其在面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竞争时保持一定优势。然而，如果政府政策未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选择党等极端势力将在下一轮选举中继续扩大影响力，德国的政治版图将发生更剧烈的变化。与此同时，德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角色也将经历重要调整。德国若能推动欧盟在防务方面加强自主权，并形成更稳定的经济合作机制，或许能在未来继续维持欧洲的稳定。
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深刻塑造了德国的政治文化，并影响着其在欧洲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星空”与“道德律”依然在指引着德国，但现实世界的挑战让这条道路变得比以往更加崎岖，现实的压力正在迫使德国在康德理想与现实主义之间做出平衡，未来几年将是决定德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关键时期。德国的抉择不仅关乎自身的未来，也将深刻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作者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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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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